日前，拜耳宣布原孟山都主要訴訟達成和解。根據協議，拜耳將支付總計101億美元至109億美元(91億歐元至98億歐元)以解決當前和未來潛在的草甘膦產品農達(Roundup?)的訴訟;還達成最高支付4億美元以解決麥草畏(dicamba)漂移訴訟的協議，以及為解決大部分多氯聯苯(PCB)水污染訴訟支付約8.2億美元。

“這次和解，估計又會成為反轉(反轉基因)愛好者的狂歡。”食品工程博士、科普作家云無心告訴科技日報記者，需要指出的是，科學界和監管機構，比如美國環境保護署、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世界衛生組織、歐洲食品安全局等，都認可草甘膦的安全性。

科學界和監管機構肯定安全性

和解是否意味著草甘膦不安全?

對此，拜耳特別重申產品安全性，堅信產品安全性。在聲明中，拜耳公司表示，之所以決定達成和解協議，主要考慮要集中精力前行、創新、滿足用戶需求。以草甘膦為活性成分的農達除草劑是安全的，不具致癌性，和解協議不會影響農達在全球的繼續供應。

“草甘膦的毒性比一般食品添加劑還小。”中國科學院亞熱帶農業生態研究所二級研究員肖國櫻說。

草甘膦是全球農業生產中使用最為普遍的一種廣譜除草劑，擁有40多年的長期安全使用記錄，并已經在世界160多個國家得到應用，通過廣泛的毒理學試驗，全球進行了總數超過300個的獨立毒理學研究。全球迄今超過800項的科學研究均得出一致結論：草甘膦不致癌。

中國農業科學院生物技術研究所研究員林敏說，任何除草劑不可能百分之百無毒，相比其他除草劑，草甘膦的安全性是最高的。“與其他除草劑相比，草甘膦屬于低毒性、低殘留、高效的綠色化工產品。目前，還沒有比草甘膦更安全、更有效的除草劑替代產品可用。”他說。

美國環境保護署在今年1月份發布的《臨時注冊復審決定》中得出明確結論：“沒有發現接觸草甘膦會給人類健康造成任何風險”。

今年6月22日，美聯邦法官做出裁決，草甘膦產品上無需加貼“可能致癌”的標識。法官認為，在草甘膦成分產品上使用基于美國加州的癌癥風險標簽警示是非法的，并指出：“有力證據表明草甘膦不致癌”。

那么，為何不把上述官司打到底?拜耳解釋，選擇訴訟和解是在適當時機消除長期不確定性的有效且符合財務條件的明智之舉，減少對業務開展和公司聲譽的影響，更好聚焦創新和業務，服務客戶，開發面向未來的更多解決方案。

“拜耳收購了孟山都，也就接過了關于草甘膦的訴訟。”在云無心看來，拜耳正式宣布付出百余億美元達成和解，這其實是一個企業經營的“代價最小化”選擇，就跟許多企業為了息事寧人而選擇“花錢消災”是 同樣的邏輯。對于他們來說，曠日持久、沒完沒了的訴訟，即便最終能贏，付出的經濟和經營代價也會比和解代價更大。而且在美國的陪審團制度下，科學的力量遠遠不如法律話術與“弱者情懷”對結果的影響大。

草甘膦的訴訟焦點不在轉基因

為何這次和解，有可能成為反轉愛好者的狂歡?

由于抗草甘膦的轉基因大豆或玉米在種植方面省時省力，在使用草甘膦后，省去了人工除草，大豆苗和玉米苗還能正常生長，而雜草就被殺死了，因此草甘膦在抗草甘膦的轉基因作物種植上非常受歡迎，這讓草甘膦成為反轉人士的眾矢之的。

更另反轉愛好者欣喜的是，2015年，非政府設立的監管機構——國際癌癥研究機構將草甘膦定義為2A類“較可能致癌物”。

雖然，該報告受到全球諸多科學家和監管機構詬病，指出該評級存在明顯缺陷，卻站不住腳。但是，自該爭議性的報告發布后，草甘膦更被卷入了歐洲政治和科學的漩渦。一方面，歐洲食品安全局(EFSA)等科學團體給出了草甘膦安全性的肯定結論;另一方面，發轉激進團體持續跟進造勢。

然而，草甘膦跟轉基因卻是兩碼事。

反轉人士把反抗草甘膦的轉基因性狀擴大為反所有轉基因作物，實際上，抗草甘膦的轉基因作物，也可以不用除草劑而使用人工除草。草甘膦近年來一直占據著我國農藥出口品種榜首的地位。

“此事跟轉基因沒關系，草甘膦的發明和使用都比轉基因更早，而且全球一半以上用量都用在傳統作物上，甚至目前仍在上訴中的3起官司的原告也不是轉基因作物的種植戶，而是傳統種植戶或園藝工人。”食品安全資深媒體人洪廣玉說。

“在有轉基因之前，草甘膦已經被用了很多年，在不種植轉基因作物的地方，草甘膦同樣大量使用。草甘膦的訴訟，焦點也并不是使用了草甘膦的農產品是否致癌，而是操作接觸草甘膦是否致癌、以及廠家是否對此存在隱瞞。”云無心說。(馬愛平)